浙江：将防重症关口前移到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

　　中新网杭州1月12日电(王逸飞 张煜欢)12日，在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厅(局)长通道”集中采访活动上，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王仁元介绍，目前浙江全省整体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但当前住院和重症危重症仍处于高峰平台期，下一步将重点做好关口前移“防重症”、加强农村防疫“补短板”等方面工作，如将防重症的关口前移到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

　　王仁元说，2020年疫情发生以来，该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动态优化调整防控措施，不断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有效应对多轮疫情冲击，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该省防控工作也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王仁元称，目前浙江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主要呈现五方面特点：一是整体疫情已渡过感染高峰期；二是发热门诊就诊人次明显回落；三是120急救及急诊目前已处于逐步下降阶段；四是住院和重症危重症仍处于高峰平台期，其中65岁以上老人占90%左右；五是医疗资源总体处于平衡状态，能基本满足当前的医疗救治需求，但仍处于最关键的阶段。

　　“下一步，我们要坚定信心、全力以赴，把‘防重症、遏病亡’作为重中之重。”王仁元介绍，接下来该省卫健部门将重点做好关口前移“防重症”、强化医疗救治“遏病亡”、管好重点人群“暖服务”以及加强农村防疫“补短板”等四方面工作。

　　以关口前移“防重症”为例，该省提出要强化早发现，将防重症的关口前移到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强化早识别，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早期识别诊断能力；强化早干预，畅通保供渠道，必备药品器械直达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强化早转诊，依托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体，建立和畅通重症患者转诊绿色通道。

　　“哪里有需要，就重点支援哪里。”王仁元还指出，该省将加强医疗资源的统筹力度，建立日调度和省市专家组巡诊、会诊制度，盘活用足浙江全省重症救治资源。医疗机构要全院总动员，人员全院调动、资源全院统筹，加大病区和床位腾、转、并力度，做到人员、科室、设备、院区、上下“五个打通”，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此外，为重点管好“一老一小”、孕产妇、残疾人、严重慢性病患者等五类人群，该省还将加强“一对一”暖心服务，分级分类做好健康监测、重症预警、医疗服务等工作。

　　“当前，我省感染重点区域呈现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基础比较薄弱，决不能掉以轻心。”王仁元说，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村防疫物资储备和供应，重点保供偏远农村、山区、海岛等地区。特别是针对浙江农村地区24万名65岁以上独居老人、3万名14岁以下留守儿童，全面落实对口联系，确保有人管、有人问。同时充分发挥县域医共体作用，加大人员下沉派驻的力度，加强重症转运救治能力，畅通服务民众“最后一公里”。(完)

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如何平衡包容？中外专家把脉建言******

　　中新网北京12月4日电(记者 孙自法)作为有望引领人类未来变革的一项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AI)近年来在快速发展并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带来安全、隐私、公平等系列问题和挑战，人工智能治理概念应运而生，备受关注。

　　由清华大学主办、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2021人工智能合作与治理国际论坛12月4日在北京开幕，中国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致辞时形象表示，“我们现在正站在智能化社会的门槛上，人工智能这条大船正载着我们向智能化世界驶去，而治理正是随时校正大船航向，确保大船行稳致远”。

　　在随后举行的“如何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主论坛上，中外专家学者线上线下对话，把脉人工智能发展，聚焦治理体系构建。

　　中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直面数据、算法、算力、场景等四大要素挑战，价值导向上要坚持人工智能技术安全可控的底线思维、维护个人权益尊严与平等的人本思维、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维和人工智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思维，遵循“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同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的治理原则，着重从“包容、共享、审慎、负责”价值原则来平衡人工智能治理中的发展和安全需求，形成人工智能治理机制的价值共识，推动实现全球协同治理。

　　关于“审慎”价值原则，薛澜强调，要对人工智能治理给出明确的安全底线，既不能放任不管，任其野蛮生长，也不能出现“一管就死”，避免矫枉过正。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克表示，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治理旨在促进具有人类价值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以造福人类和地球，因此，人工智能治理应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具有开放的多利益相关者共治的结构，应综合运用技术、规则、教育等多种工具，并有效植入到人工智能应用平台之中。他还特别强调，不仅要发展人工智能各式各样的应用技术，还要发展一批保护隐私和公平、加强监管的人工智能治理支撑技术。

　　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政策与方案支助局局长徐浩良指出，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灵药，它的好坏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人及数据基础、治理标准。“我们需要全面地看待人工智能，需要跨越国界、跨行业和跨代际的合作，来制定必要的治理框架”。他说，国际机构和国家间的合作至关重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通过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提案，得到许多成员国的支持，这是积极的一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做好准备，为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构建人工智能治理框架提供支持，让人工智能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种新的、21世纪国际合作方式来治理人工智能？”卡内基理事会资深研究员、人工智能与平等倡议联席主任温德尔·瓦拉赫认为，首先是以数字和生物革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在重新定义人类的意义，并且重塑世界和未来前景；二是技术速度远远快于道德和法律监督到位的速度，新的人工智能部署的绝对普遍性和速度，颠覆了行业政府、传统机构以及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技术结构；三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存在基本控制问题，作为关键系统组建部署时会构成潜在危险。

　　他说，建立一个合作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应该是敏捷的、适应性的、预见性的、响应性的、包容性的，“但是我们应该很清楚，如果没有中国和美国的参与，所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方案都只能是幻想。如果不大力转向国际合作，我们将无法成功度过未来几十年”。

　　“今天社会不仅仅是外卖小哥被困在算法里，我们每个人都被困在各式各样的算法里。”清华大学智库中心主任、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院长苏竣认为，人类即将从工业社会迈向以科技进步和智能技术为基础的智能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在颠覆性地重组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的法律隐私、道德伦理、公共治理带来诸多严峻挑战。

　　他说，技术是中性的，算法是无辜的，在这场人工智能掀起的人类社会巨变中，需要科学的方法研究和应对科技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和挑战。“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智能社会治理的中国道路”的倡议自2019年发起以来，经过两年多努力，已在全国有序展开，实现智能技术治理与智能社会治理齐头并举，将为构建有人文温度的智能社会作贡献。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总裁罗欣顿·麦德拉指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数据领域，要有全球所有国家都接受的数据伦理方面的标准，包括如何搜集数据、收集谁的数据、如何储存数据、如何整合数据、如何分析数据、如何加密、如何保证数据安全、如何使用数据等，“在全球层面共同创建普遍性的标准，它需要很多很多的努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治理挑战”。针对现在越来越多的全球价值链当中，因为机器的替代，很多工作机会被失去的问题，他建议由来自不同社会、不同文化或宗教背景的哲学家组建一个全球性委员会，来思考应对和解决之策。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当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也肩负着参与国际治理规则制定的职责。因此，如何助力全球社会共同构建一个平衡包容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需要进行系统思考，开展国际对话。(完)